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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 留给我们哪些启示?下一场危机什么时候来临?末日博士的预言是2020年!

    2008年9月15日,市值曾经位列美国第4的投行——雷曼兄弟因投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产品不当蒙受巨大损失,向纽约南区美国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的破产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被看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引爆点。

    十年前的这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至今仍然令人心有余悸。十年后的今天,在世界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的当下再回首这场危机,它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教训和启示?

    有经济史学家认为,2001年的“9·11”事件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的走向,而论后续影响力,雷曼兄弟10年前的倒下,同样是“改变历史的一天”,在全球经济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目前被视为热点的贸易战和汇率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10年前开始的那场金融危机的产物。

    金融危机改变全球宏观环境

    那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市场的宏观环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危机限制了欧美政府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各国不但在增长方面付出经济代价,也付出了社会日益分裂的更高成本。在美国,这种改变导致右翼思潮的泛滥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挑战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更轻率地对贸易伙伴发起贸易战;在欧洲,金融危机带来了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欧洲央行已经实施了10年的刺激政策,但一些欧元区主要经济体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10年前的那场危机同样也改变了中国。在这10年里,中国经济不仅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席卷全球的衰退潮中,中国发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与推进器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通过贸易和投资,中国有力地帮助世界多国走出危机。

    外汇储备多元化成趋势

    就危机的影响而言,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已经被十年前的危机所撼动。量化宽松是金融危机的一个明显而直接的结果,从“直升机本(·伯南克)”到“德拉吉火箭炮”再到“安倍三箭”,全球主要央行打开“军火库”的结果是人为制造出流动性。尤其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有效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也永久性地损害了美元的信誉,让握有美元者更加坚定寻求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途径,不愿再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一些国家通过货币互换,努力避开美元而实现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防范金融风险监管不能缺位

    另外,市场监管规则的重写则是金融危机留下的一份难得的“礼物”。以往,一些国家的监管层会认为市场自身更具有判断风险的能力,倾向于将大量的风险交由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来解决。但市场监管缺位的可怕后果被金融危机清晰地放大,金融监管层对未能有效发现风险点、并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巨大的责任,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因此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陆续出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目前金融稳定的基础。不过遗憾的是,银行业“大到不能倒”的规则仍没被重写,而且一些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规模甚至比金融危机前更大。

    世界经济需要各方共同呵护

    在10年前的那场危机中,各国得出的宝贵经验是:要应对全球危机,就需要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携手行动,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增进合作,促进普遍繁荣。在历尽风险之后重新稳固下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应该得到各国的珍视,做世界经济负责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尤其是在民粹主义驱动的单边行动卷土重来的时刻,更需要各方努力呵护和加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能够惠及更多人。

    危机已经爆发十年,一些国家的经济延续了复苏的势头,甚至增长态势可能比危机前的水平还要好。因此,不少人已经患上健忘症,忘记了十年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携手同行、同舟共济的一幕。甚至觉得自己今天的复苏,完全是一己之力。诚然,某些人确实有那样的天性,好了伤疤忘了疼。但这不会没有代价。忘记历史,很可能会让历史再次重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些人或许可以搞单边主义,但带来的后果未必是单边的。目前,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出现泡沫的迹象,金融市场的风险也在积聚,一些新兴市场的资产遭到抛售,这些都增加了危机再次降临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需要重温10年前那场危机的“病因”和痛苦总结出的“药方”,才能*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循环。

    下一场危机什么时候来临?末日博士的预言是2020年

    末日博士”鲁比尼撰文指出,尽管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段持续的同步增长,经济扩张或将持续到明年。但随着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增长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动力。但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各国政府不再拥有政策工具去应对这场危机。

    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近在眼前的2020年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时点。

    先有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称距离经济扩张结束还有两个年头,后有摩根大通预计下一场危机将在两年后爆发,届时美股将下跌约20%。如今,又有一位大佬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9月13日周四,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与咨询公司Rosa & Roubini Associates联合创始人Brunello Rosa在Project-Syndicate(项目辛迪加)发布署名文章称,2020年,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他们认为,尽管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段持续的同步增长,但随着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增长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动力。但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各国政府不再拥有政策工具去应对这场危机。

    在“末日博士”眼中,美国仍有巨额财政赤字,欧洲经济处于复苏通道,叠加中国推行宽松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当前的全球经济扩张很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但到了2020年,金融危机的条件将会成熟,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衰退。

    文章指出,共有十个原因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首先,目前,美国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2%,但这一政策不可持续。到了2020年,财政刺激将告一段落,适度的财政拖累将使美国GDP增速从3%跌至略低于2%的水平。

    其次,由于刺激政策来得不是时候,美国经济现处于过热状态,通胀也高于美联储设定的目标。因此,美联储将在2020年前将联邦基金利率从目前2%的水平提升到至少3.5%。如此一来,长短期利率和美元都将走强。

    与此同时,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也在不断走高,油价上涨还带来了额外的通胀压力。这就意味着,其他主要央行将跟随美联储的脚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化,全球流动性随之减少,利率上行压力则有所增加。

    第三,特朗普挑起的全球贸易争端几乎必将升级,致使各国增长放缓,通胀上升。

    第四,美国的其他政策将继续为经济增加滞胀压力,促使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现在,美国政府限制对内/对外投资以及技术转让,供应链惨遭扰乱;美国人口老龄化之际,政府却在限制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移民。此外,美国还阻碍了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也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政策来解决供给侧的瓶颈。

    第五,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或将放缓,尤其是当各国认为可以针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时候,更是如此。本已十分脆弱的新兴市场将继续感受到来自保护主义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压力。

    第六,货币政策收紧叠加贸易摩擦阴云,欧洲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意大利等国家的民粹主义政策还很有可能导致欧元区内债务的不可持续性。

    作为一个并不完善的货币联盟,欧元区的风险分担能力不足。政府与持有公债的银行之间的“厄运循环(Doom Loop)”仍未解决,从而放大了欧元区所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很有可能促使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起退出欧元区。

    “厄运循环”是指,国债走弱危及银行,银行开始抛售国债,从而导致债券进一步下跌,并将政府推向崩溃的边缘。

    第七,美股及全球股市均存在泡沫。美股市盈率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50%,私募股权估值过高,国债收益率低,还出现了负溢价,价格随之走高。由于美国企业杠杆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高收益信贷也越来越贵。

    此外,许多新兴市场及部分发达经济体杠杆率显然过高,商业地产和房地产价格过于昂贵。全球市场阴云密布,新兴市场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和固定收益市场的回调仍将持续,市场将在2019年前对风险资产进行重新定价。

    第八,一旦市场开始回调,缺乏流动性和减价出售/调整不足的风险将变得更为严重。经纪交易商做市和仓储作业活动减少,过度的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将增加市场闪崩的可能性。固定收益市场的工具则越来越集中于开放式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专门化的信贷基金。

    在风险规避(risk-off)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和拥有大量以美元计价周五的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无法再充当*后贷款人向美联储伸手要钱。随着通胀走高和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各国央行也无法再像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一样为他们提供支撑了。

    第九,美国二季度GDP增速达到4%,但如此优秀的成绩单也未能阻止特朗普炮轰美联储。到了2020年美国大选时,美国经济增长很有可能下滑至1%以下,失业的状况也开始出现,特朗普对待美联储态度很可能会更加糟糕。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夺众议院,特朗普通过制造外交政策危机来喧宾夺主的可能性很高。

    特朗普的*后一个目标将是伊朗。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将引发一场地缘政治冲击,滞涨随之而来。这一次的冲击与1973年、1979年和1990年油价飙升的状况不同,毋庸置疑将加剧届时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

    *后,当这场金融风暴降临,市场缺乏用以应对的政策工具。目前,财政刺激的空间已经受到公共债务高企的限制,推行更多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则被央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削减政策利率空间不足这两个因素所限制。与此同时,在那些民粹主义运动复兴、政府濒临破产的国家,民众也无法容忍金融部门出手救助。

    尤其是在美国,立法者们限制了美联储用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向非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能力。而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令推行欧盟层面的改革更为困难,欧盟也更难建立起足以应对下一场危机及衰退所必须的机构体系。

    鲁比尼和Rosa总结称,面对下一次衰退时,政策制定者必将束手无策。而这一次,各国总体债务甚至高于十年前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因此,两年后的危机及衰退很有可能比2008年时更严重、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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