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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的 “标”与“类”

    摘要

    4号文在“违规开展表外业务”中提到“以信贷资产或资管产品为基础资产,通过特定目的载体以打包、分层、份额化销售等方式,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所发行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实现资产非洁净出表并减少资本计提”,将资产证券化的“标”与“类”再次推到了讨论的风口。


    发行端,4号文叠加资管新规中“金融机构不能将资产管理产品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和82号文中“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影响,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约束,商业银行资产流转的标准化之路已非常清晰、明确。


    投资端:尽管可以按照20%进行风险计提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范围并未明确框定,但从持续的监管发文来看,场外证券化产品监管套利嫌疑仍然很大,且发行端独留标准ABS受鼓励的情况下,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空间严重萎缩,基于此,我们认为探讨商业银行投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计提权重和投资端的资金成本已不再重要。


     关键词

    4号文、类资产证券化、资管新规、风险计提

    自去年“三三四”的监管开始,ABS的“标”与“类”就成为商业银行发行、投资ABS的讨论热点, 2018年1月12日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以下简称“4号文”)也**提及了类资产证券化的概念,本文将就此对ABS发行端和投资端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ABS产品中的“标”与“类”

    此前,在《兴业研究ABS报告:非标结构化产品影响几何?20170520》中,我们按照“基础资产特定化、明确化”、“结构化设计+交易结构完善”、“事前审批、事后备案的监管”原则,提出了四条监管条线下的标准化ABS业务体系:信贷ABS、交易所企业ABS、保交所企业ABS、ABN。除了上述交易场所的ABS产品外,在银登中心、报价系统等场所也存在与该原则描述基本一致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事实上,在目前所有监管发文中,并未有统一的标准或明确的规定,清晰界定何为标准资产证券化产品。在2012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附件9中提到的资产证券化的概念,更多的是“泛”资产证券化的概念:传统资产证券化是指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转让、信托等方式全部或部分转移给投资者、基础资产的现金流用以支付至少两个不同信用风险档次的证券的资产证券化交易。按照这样的内涵式标准,很多场外、私募ABS产品均可纳入这一范围。但由于存在明显的监管套利和信息披露不详尽等问题,去年上半年多地银监局直接否认场外该类产品为资产证券化产品。

    近期资产证券化的“标”与“类”重提,源于4号文在“违规开展表外业务”方面的表述中提及“以信贷资产或资管产品为基础资产,通过特定目的载体以打包、分层、份额化销售等方式,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所发行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实现资产非洁净出表并减少资本计提”。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更多的是在银行资产流转层面,要想实现资产洁净出表和资本减计,要求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按相应监管要求、信息披露要求的ABS产品,而在其他场所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将作为“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来处理,在出表和资本减计方面存在一定障碍。

    发行端:银行资产流转的标准化之路

    除4号文从供给端明确限制了类资产证券化不能作为银行资产流转的有效渠道外,去年底发布的资管新规中提及“金融机构不能将资产管理产品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即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流转可以通过场外证券化或非标准证券化的方式进行,但对接的资金非常受限,严重压缩了非标准化的ABS产品的需求端。

    若退而求其次以“信贷资产收益权”的流转寻求银行资产流转的途径,是否可行呢? 2016年银监会发布的82号文中明确规定“出让方银行应当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但在出表方面“出让方银行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即资产转移只要满足会计要求可以实现出表但却不能实现资本减计,又从供给端降低了“信贷资产收益权”的流转意愿。

    因此,受多个政策在供给和需求的叠加影响,若要寻求银行资产流转业务的**利好,势必走上标准化ABS之路。

    投资端:判断是否为标准ABS产品来满足20%的风险计提标准已不再重要

    商业银行作为ABS产品的重要投资参与方,更为关注的是这一“类资产证券化”概念是否会延伸至投资端,作为风险暴露权重的计提标准,而我们认为这已并不重要。



    首先,尽管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中描述,可以按照20%进行风险计提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范围并未明确框定,但从持续的监管发文来看,已非常明确对于标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鼓励态度,而对于场外产品并未解除其监管套利嫌疑。

    其次,在发行端独留标准资产证券化产品受鼓励的情况下,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环境已非常严峻,监管为其预留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市场新增产品规模将持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去探讨商业银行投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计提权重和投资端的资金成本几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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